完全可用大数据来“证明我活着”

以往常见的是，公民到某个部门办理事项，该部门要公民提供某个证明，公民得自己跑到有关部门去开这个证明，然后拿着这个证明，回到前面那个部门办理事项。

“证明我妈是我妈”、“证明我活着”、“证明我结婚前未婚”之类“奇葩证明”，让人哭笑不得而又苦不堪言。公众和媒体对“奇葩证明”的揭露声讨，给公安、民政、教育等职能部门施加了不小的压力，继公安部宣布不再开具“偿还能力证明”、“生存（健在）或死亡证明”、“婚姻状况证明”、“身份证丢失证明”等18种不在公安机关办理范围内的证明后，日前民政部下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（无）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，规定除对涉台公证事项和涉哈萨克斯坦、芬兰等9个国家的公证事项仍可继续出具证明外，各地民政部门不再出具（无）婚姻登记记录证明（即婚姻状况证明，包括“单身证明”）。

民政部不再开具婚姻状况证明，作为落实简政放权之举受到了舆论的好评，同时也引来不少人担心——不再出具婚姻状况证明，民政部门倒是省事了，但现在办理买房、贷款、上学等许多事项都要提供婚姻状况证明，民政部门甩手不管了，老百姓的“证明难”岂不是更难了？

公安部宣布不再开具18种非公安机关办理范围内的证明时，详细介绍这18种证明分别应该到哪些部门去开具，其中针对开具婚姻状况证明，公安部的指引是“民政部门是婚姻登记机关，公民应到民政部门取证，派出所不予出具证明”。公安部认为婚姻状况证明应由民政部门开具，而今民政部规定民政部门不再开具婚姻状况证明，如此相互矛盾，到底是咋回事？

民政部随后做出解释，称已与教育、住建部、银监会等婚姻登记信息的主要使用部门协商，如相关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定，需要了解核对当事人婚姻登记情况的，可以通过开放信息核对端口、公函往来等多种方式，在部门间直接完成信息核对工作，不再需要当事人在婚姻登记信息使用部门和民政部门之间往返奔波，以切实减轻当事人办事创业的负担，真正将简政放权要求落到实处。这个解释不但很快消除了人们的担心，而且显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思路，让人刮目相看。

以往常见的是，公民到某个部门办理事项，该部门要公民提供某个证明，公民得自己跑到有关部门去开这个证明，然后拿着这个证明，回到前面那个部门办理事项。现在，民政部提出的全新工作思路是，教育、城建、银行等确需公民提供婚姻状况证明的，可以通过开放信息核对端口、公函往来等方式与民政部门商调、核查，无需公民自己在不同部门之间往返奔波。这就把解决公民“证明难”的压力和负担，从公民身上转移到了职能部门身上，并且可以提高公民信息证明的权威性和准确性，减少违规开具证明、制售假证明等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几率。

民政部的上述全新工作思路，体现了国家促进大数据发展与应用的方向。国务院上月底印发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》，提出在公用事业、市政管理、城乡环境、健康医疗、社会救助、养老服务、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教育、消费维权、社区服务等领域全面推广大数据应用，在2017年年底前形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。《纲要》要求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，厘清各部门数据管理及共享的义务和权利，依托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，实现公共服务的多方数据共享、制度对接和协同配合。

为建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体系，所有涉及和参与的部门、机构都应当摒弃门户之见，淡化利益之争，对数据资源互通互利形成基本共识，才能积极主动把自己掌握和积累的数据“交”出来，与其他部门、机构交流分享，为其他部门、机构提供数据支持和服务。在此问题上，越是具有数据资源优势的部门、机构，往往越难以摒弃门户之见，越容易陷入斤斤计较、讨价还价的误区。因为他们会觉得，自己的数据资源更丰富，含金量和利用价值更高，不能轻易“交”出去与他人共享。

与其他一些部门、机构相比，民政部门在大数据资源上具有明显优势，但他们没有囿于门户之见，而是主动向教育、住建、银行等部门表示愿意开放民政数据信息，希望这些部门通过数据信息平台，向民政部门商调、核查有关数据信息。这说明在大数据建设和应用工作中，民政部门走在了其他一些政府部门的前面。

当然，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，数据开放、共享共用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数据泄露滥用，以大数据发展化解“证明难”的同时，还要最大限度防止数据泄露滥用，避免对公民人身权利造成威胁侵害。《纲要》为此提出，要积极研究数据开放、保护等方面制度，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，明确政府统筹利用市场主体大数据的权限及范围；明确数据采集相关主体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，加强对数据滥用、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管理和惩戒。民政、公安、住建等部门以大数据发展积极化解“证明难”，应恪守个人数据信息采集和应用的权力边界，依法保护居民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，在促进大数据发展和保障公民权益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。